从1990年9月到1995年6月，我在大冯营乡中上了五年初中。

当时的大冯营街就一条南北街和一条东西街，两街交汇在十字口，我们的学校就坐落在十字口东边路南，是我们乡当时的最高学府。

虽说行政区划我们隶属于大冯营乡，但平时要不是因为计划生育或宅基地等非去乡政府不可的事情，位于乡域最东边的乡亲们宁愿多跑几里去店街也不会去我们俗称为赵庄的大冯营街。因为当时大冯营街上除了政府大院和七所八站，几乎很少有啥商业活动，就是逢集的日子也多不几个人。

1990年秋，不到十二岁的我小学毕业考上乡中，父亲开着家里的手扶拖拉机，带着交给学校大伙的小麦和住宿用的稿筅、被子，吃饭用的一个米黄色洋瓷碗送我到乡中去上学。

在这之前，去赵庄的次数非常有限，对赵庄也很陌生。仅有的印象是庄上谁谁谁违反计划生育被关到乡计生所了，饿了好几顿；还有谁谁谁去交公粮因不满粮所验级人员压级压价被粮所人员打了。所以对这个学校所在地的集镇是有点恐惧的。

由于那年学校扩建，初一新生晚开学一周。当时只有四个班的初一新生报到也把乡中大院挤的水泄不通：有自行车，有架子车，有单驾辕，有拖拉机。刚来的新生好奇地看着学校里一切，忙碌的家长们满头大汗地跑着交钱，找班主任报到，去食堂交麦换饭票，女生还要找宿舍管理员安排住处。

当时的校长是丁保才老师，我们是地头搭地头的邻村，和父亲还是老同学，父亲带我到丁校长办公室客套了几句话，意思是孩儿们来上学了，该收拾收拾，都是自己孩们没事！由于是在办公室又是开学时，父亲和他忙碌的校长同学简单说了两句就带着我去找班主任报名去了。我安排在一年级三班，班主任是王贵杰老师，于是五年的初中生活拉开了序幕。

（一）食堂和饭

本人一个毛病，每到一个地方对吃都很在乎，也是母亲说我“吃嘴精”的原因，我是吃嘴，但不算多精。我的吃嘴也是有分寸的，不会为了吃去丢人现眼。

当时乡中有两个大伙，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一日三餐供应最简单的饭菜。中午亘古不变的是剁成一寸来长的汤面条，面条锅里几乎看不见菜，更不要说腥荤了。一早一晚是千篇一律的面水，菜都是清水煮的萝卜、冬瓜、豆角之类的时令家常菜。好歹是学校食堂蒸的机器造馒吃着不赖，农村人嘛，只要有馍吃就中。

就是如此无滋无味的饭菜，也能使同学们放学后会以体育课上50米冲刺的速度去食堂窗口打饭打菜。不知为何，当时食堂打饭窗口是没有人维持秩序，都是在你挤我，我挤你。当时有位W姓同学，想着自己个小，从别人胳膊底下钻到打饭窗口，不料上边一碗稀面水洒他一头，好的是面水已经不算热了，此同学幸无大碍。

后来学校组织比较严厉的常世杰老师和杨国庆老师开饭时在现场维持秩序。两位老师各拿一根木质小棍，往那一站，不言自威。

因为馍、菜、汤不是一个窗口，为了节省时间，往往是三、四个同学结成一伙，分工协作，有买馍的，有打菜的，有盛面水的，这样既及时吃到了饭菜，又提高了大家的团队意识和协作能力。

有“小光棍”美誉的X同学买馍排到窗口时，又顺手接了几个不排队又不敢插队的同学的饭票，掐了十几个馍出来，正被维持秩序的杨老师看见，杨老师问他：你能吃镇些馍？这位同学说：给他们捎的！杨老师眉头一皱说：馍烧烧还能吃？在大家哄堂大笑中小光棍同学灰溜溜地走开了。

学校食堂大伙的饭不好吃，大家都在想办法咋能吃点好的。于是，街上炕火烧的，卖卤肉的，做炝锅面的，都成了部分同学光顾的地方。拿着学校的饭票在这些地方畅通无阻，再后来甚至街上卖炒花生的，电子游戏厅里都要学校的饭票。因为这些小老板们能把这些当成钱廉价收来的饭票再高价卖出去，无形中又多赚了一层。当时学校管伙的老师说：咱学校的饭票成了赵庄街上流通的第二种货币了！

我很少吃外边的东西，最多也是偶尔花三两饭票买一个炕焦热火烧，那已经很知足了。十字口两家食堂里刚出锅的酱色卤肉在靠近路边的锅台上整齐摆放，香味扑鼻，听说是好几斤饭票才能换半斤，我也没有了去尝尝的想法，只是每次路过总能看见干部模样的人们在里边吃着大碗的卤肉，五哩六哩在吆喝着。当时就初步定下了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能天天吃上卤肉！

（二）睡觉和床

当时在学校男生是没有宿舍的，晚上自习课结束后把课桌拉开，稿筅铺到地上，放上被褥就成了打通铺的床。所以每期刚开学那几天晚自习后所有的男生都在教室里争先恐后腾地方，再划分势力范围，好不热闹。当然势力范围的划分牵扯到个人利益，总会引起冲突，往往这个时候班主任老师成了终审大法官来制止冲突，平衡利益。

睡在教室里打通铺的感觉真好，床挨床，人挨人，往往是两个同学睡一个床（在这里，床的量词不能用张），两人伙用一套被褥，通腿睡。这谁也不嫌谁脚臭，谁也不嫌谁半夜里带有动作的说梦话。

学校附近两三个自然村的同学和在街上能找到地方住的同学是不用这样狼狈地住到教室的，每天晚上自习课放学后大家都在忙来忙去铺床的时候，这一小部分不在学校住宿的同学们已经潇洒地走在学校外边的十字路口上，还可以顺便再欣赏欣赏夜幕下的街景。

住到教室里也是有风险的，晚上门窗都是很难保证关好。有年秋期刚开学，Y同学早上一觉醒来发现裤子不见了，问了一遍同学们都没有见，根据以往的经验，大家一致断定这裤子是让偷跑了。因为每周末都要回家，所以几乎没有人拿着换洗的衣服来上学，好的是九月份早上五点多的天还不是多亮，不是多冷，这位同学毫不犹豫地穿着小裤头从操场南边翻过墙顺干渠往东回家，就三四里地，一路小跑，马上到家。也不知道这位同学当天早上回家路上是否有熟人碰见！

最烦人的是集体住到教室里最容易得疥疮，民间俗称疙痨。被褥稿筅早上起床后集中放在教室一个角上，平时又没有晾晒，又是铺在地上打通铺，这就给皮肤传染病提供了传播条件。只要一个人有，一周时间保证在教室住的80%同学都会得上。

得了疥疮，那是钻心的痒，越抓越痒，越痒越抓，最后抓烂流水。有位同学买了一瓶叫做“疥得治”的软膏，大家都抹，不几天算是好了，集体痊愈，全班清零。这软膏名字起得通俗易懂，效果真好。

（三）老师、学生和学习

学生的主业是来到学校，通过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学到知识。前边说过，我吃嘴，但不精，所以学习很一般，初二和初三各上两个，这就是我上初中五年的原因。

当时的大冯营乡中三个年级，十二个教学班，在数十位老师的共同努力下，教学质量位居全县前列。老师们大部分都是从农村各中小学提拔上来的优秀人才，也有一部分是刚从师范毕业回来的年轻教师。幽默风趣的孙群增老师，一表人才的王庆山老师，多才多艺的张成杰老师，大智若愚的郭建老师，文质彬彬的张山昌老师都是学生们崇拜的偶像。

教英语的常世杰老师上课时总是拿着一根小木棍当作教鞭，单词、音标、句型、语法讲得头头是道，通俗易懂。抑扬顿挫的发音，工整流利的板书激发了不少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兴趣。教地理的王崇昌老师经常留个平头，走路四平八稳，讲课十分投入。王老师最经典的是站在讲台中间，面对黑板，以右手为半径，随手左右一挥，画出一个标准的大圆。然后亚欧大陆、非洲大陆、美洲大陆...，不到三分钟，一个标准的世界地图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太平洋西岸的勘察加半岛、朝鲜半岛，亚洲南部的中南半岛、印度半岛和阿拉伯半岛，欧洲南部的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标注得清清楚楚。

老师们大部分家里还种有地，所以得两头跑，地里的庄稼，教室的学生，都不能耽误，尤其到了农忙季节，老师们都是起早贪黑在家里干活，还要准点到学校上课，在我的记忆里好像还没有哪位老师因为种地收庄稼影响上课。

（四）毕业

1995年春期我初中正式毕业。

尽管各位老师都是苦口婆心的教导，尽管我们自己也是挑灯夜战的学习，但是都是农村出来的野孩子，自制力很差，父母都在忙于生计，学习成绩大部分都不甚理想，于是整个1995年的春期其实都是在激动和彷徨中度过。激动的是朝夕相处几年的同学们马上都要毕业了！彷徨的是下一步我们将何去何从？

那几年流行赶春会，我们东边的何庙村农历三月二十八的东岳庙会在附近影响较大。正是小麦开始养花时，在何庙会上我碰见了来自西边几个村的同学，离何庙最近的我毫不犹豫地要尽地主之谊，因为囊中羞涩，中午带他们几个去我家吃碗蒜薹炒鸡蛋捞面条。那次不算丰盛的家宴也是我第一次请别人吃饭。本来何庙会上是有吃有喝的，但那不是得掏钱吗？

当时流行一种毕业留言册，个人买来写上自己名字，然后在班里关系不错的同学们中间传递，同时写上对其的深深祝福！

我没有买这种留言册，所以也没有看到同学们对我的祝福，反倒是不少的同学都找我让给他留言。我给前边说到有小光棍美誉的Ⅹ同学留言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给一位美女同学的留言是：眉清目秀，善解人意，好人一生平安！

弹指一挥间，毕业已经二十七年，四分之一世纪。现在能保持联系的不超过十个，同学们天各一方，四十多岁的人呀都在为自己的生计劳碌奔波！

当年泼一头面水的W同学后来加倍努力，最终考取古都金陵一所知名大学，毕业后定居在秦淮河畔，娶一标致江南女子，双双在一家外企工作，经常飞越太平洋。

小光棍X同学后来踏进军营，三年后复员回来在省城一家很像样的宾馆从保安一直干到副总。

丢了裤子的Y同学南下打工多年，现今荣归故里在村边租种百十亩地，建起了农庄，当起了地主。

本人学习自控能力差，加之天生的愚钝，学业上终无成就，当年也是随着打工潮外出跑遍了半个中国。几年前定居到家乡的县城，结束了十几年的漂泊，在家附近又找了份也算可以的工作，用辛苦劳作挣点钱养家糊口！

作为一个农村人，我感觉我还是很幸福的——幸福是用来感受的，不是用来比较的。幸福也可以很简单，有家回，有人等，有饭吃，这就是我认为的幸福！